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社会再组织化-以浙江省诸暨市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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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社会再组织化
以浙江省诸暨市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社会再组织化以浙江省诸暨市乡村治理实践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去组织化过程，但乡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其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和挑战。诞生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其基本经验和内涵本身就包含着通过组织动员村社群众、整合乡村社会开展社会治理的逻辑理念，对于破解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低组织化难题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治理要求不断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将“枫桥经验”升级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省诸暨市各地根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做法、新经验，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浙江省诸暨市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虽然并没有围绕乡村社会再组织化这一目标展开，但其整个治理过程实际上不断提升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其实践探索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三个维度
组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任何社会都是组织化的社会。［1］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组织重构的历史，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总会对不适应时代和环境的组织方式进行重构，或者因为新的目标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过程正是“再组织化”的过程。［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依托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构建的高度组织化系统被打破，整个社会进入“去组织化”阶段。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在生产领域进入个体化生产模式，而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村政权呈现出“悬浮化”特征，再加上农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农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现象突出。［3］农村的低度组织化状态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治理成本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乡村自我整合能力弱化，乡村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等。［4］因此，我国亟须探索一条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方式和路径。
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是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新组织和整合，将乡村社会整合为生产、生活和治理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过程。根据国内相关研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低度组织……